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图据受访者

郑家沟1号积石冢玉龙
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高峰期的代表。在辽西大地上,牛河梁先民留下了具有礼制雏形的“坛、庙、冢”祭祀建筑群、独具特色的玉礼器体系、6万平方米的“超级工程”,以及神秘的红山女神像等。但在距今约5000年前后,牛河梁祭祀中心停止使用,创造出如此伟大文明的先民们又去了哪里?这成为了困扰中国考古学界长达四十余年的重大谜团,直到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的出现。

牛河梁遗址中的祭坛(局部)摄影:刘可欣
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距今约5300年—4800年。目前在张家口地区已发现积石冢280余座,数量众多且形制多样。出土人骨的全基因组测序显示,郑家沟人群与西辽河流域红山人群遗传联系较强,同属一个族群。这意味着牛河梁先民的去向有了清晰的线索:他们跨过燕山山脉,来到了如今的张家口地区。也正是因为郑家沟遗址的出现,红山文化年代的下限延伸至距今约4800年。

在202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中,郑家沟遗址顺利入选。牛河梁先民为何迁徙?他们来到郑家沟遗址后,又如何传承这一套复杂的祭祀体系?近日,封面新闻记者独家专访了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博馆员、郑家沟遗址考古发掘项目执行领队龚湛清。

清理墓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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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比于牛河梁先民
郑家沟人群可能更“世俗化”
红山文化,指的是距今约6500年—5000年之间,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、辽宁西部及河北北部一带的考古学文化。著名的玉猪龙,以及被誉为“中华第一龙”的C形玉龙,都是红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。这支生长于中国北方的考古学文化,从发现之初就具有非凡的意义:它用考古学证据证明了中华文明的源头是“满天星斗”式的多元,而非仅以中原地区为唯一来源。

红山文化的玉猪龙(摄影:刘可欣)
目前,学界主要将红山文化分为早、中、晚三期。其中,红山文化晚期的年代主要在距今5500年—5000年左右。典型遗址是位于辽宁省距今约5700年—5300年左右的牛河梁遗址。
牛河梁先民创造的“坛、庙、冢”祭祀建筑群和独具特色的玉器,是红山文化具有代表性的“身份标识”。在郑家沟遗址,考古工作者目前发现了积石冢九座,而牛河梁遗址中的庙与祭坛,却暂时未找到相似遗存。

宣化郑家沟遗址平面分布图
“实际上,像是女神庙这样高等级的建筑,目前仅在牛河梁遗址有发现。”郑家沟遗址未能发现庙与坛,可能是由于遗址中并没有这类遗迹。“就目前积石冢内的祭祀行为来看,郑家沟遗址相对单一,祭祀坑也是反复使用,中间发现了多层的炭灰。”相比之下,牛河梁遗址的祭祀行为就丰富得多。“他们有女神庙,还有女神像,以及各种动物的塑像。我感觉郑家沟遗址的人群更加‘世俗化’。可能他们的祭祀对象与祭祀礼仪已发生了变化,与牛河梁遗址人群并不完全一样。”就目前的发掘成果来看,龚湛清这样认为。

郑家沟1号积石冢祭祀坑剖面
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、研究员,牛河梁遗址考古领队贾笑冰曾接受封面新闻记者的采访,提到“敬天、礼地、法祖”的体系,至今仍为中国人所传承。他们或在牛河梁遗址的1号台基祭天,这里留下了燎祭遗存;他们或在5号、6号台基祭地,在这里留下了瘗埋坑。
而有学者认为,3号台基上发现的陶缸、圆陶片和陶罐,可能是与祼礼相关的一种礼器组合。祼礼,在先秦时期是祭祀祖先的仪式。据龚湛清观察,就目前在郑家沟遗址发现的祭祀行为来看,槱祭的可能性较大。槱祭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祭祀仪式,属于燎祭的一种形式,主要通过焚烧牺牲和柴木使烟气升天来祭祀天神。《周礼·春官·大宗伯》记载:“以禋祀祀昊天上帝;以实柴祀日月星辰;以槱燎祀司中、司命、风师、雨师;以血祭祭社稷五祀、五岳。”
在牛河梁遗址的积石冢外围,还出土了筒形器,这是红山文化另一典型的器物;其外围还埋有用于祭祀的大型彩陶礼器。目前这两种器物都尚未在郑家沟遗址露面。同时,牛河梁遗址的代表性玉器龙凤玉佩、勾云形玉佩、玉箍形器、玉人、玉龟等也尚未出土。

郑家沟1号积石冢蚌饰
郑家沟遗址出土的陶器大都是碎片。“从这些彩陶片上的纹饰来看,我们发现其不仅具有河套地区庙子沟文化彩陶因素,还带有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彩陶纹饰特点,而与红山文化的彩陶却迥然不同。”龚湛清说。

郑家沟1号积石冢祭祀坑剖面
目前,在辽西地区的本土文化序列中尚未发现彩陶文化传统。因此,关于红山文化中的彩陶从何而来,学界倾向其与周边诸文化的交流、传播有关。一是后冈一期文化通过太行山东麓北上来到燕山以北,在这里与红山文化相遇,带来了彩陶。另一种则是庙底沟文化通过汾河谷地来到山西大同的马家小村,而后通过张家口的蔚县、经过燕山传到辽西,与红山文化相遇,产生了彩陶。“如此观之,西辽河流域的史前文化与燕山南北地区,很早之前就产生了密切的联系,郑家沟遗址的发现是偶然中的必然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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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玉于冢(墙)
或为解密提供重要线索
目前,郑家沟遗址已经发掘的一号积石冢,是遗址内最大的积石冢之一。整个积石冢以中心大墓为轴线,首先建造了下层积石冢;后期又围绕着中心大墓进行改扩建,营建了上层积石冢,前后共历经约500年的时间。不同于牛河梁遗址、元宝山遗址的积石冢,张家口地区的好多积石冢都呈现出了独特的梯形,龚湛清认为,“冀西北地区的梯形积石冢,形制统一,分布广泛,应是郑家沟人群中的一种特殊礼仪规范”。

郑家沟1号积石冢正投影(上为北)
而在这些积石冢的石头缝隙里,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玦形玉龙、三联璧等器物。这种藏玉于冢(墙)的情况,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“我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先生请教过这件事。郭先生提到他们当年在发掘牛河梁的时候,也出现过这种情况。”此外,在近年发掘的赤峰元宝山积石冢中,也出现了这个情况。“现在红山文化积石冢内普遍都有这样的现象,这很可能又是红山文化人群的一种礼仪行为。”
藏玉于冢(墙)这种情况,与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史前石城址——陕北地区的石峁遗址极为相似。“我与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院长、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炜林进行过深入交流,他们当年在发掘石峁遗址时也一直在思考,这个遗址到底是如何兴起的?似乎当地往前追溯并没有这样一种偏爱石头的文化基础,而在同属三北地区的西辽河流域,自兴隆洼文化起就开始出现石构遗迹,至红山文化时期已发展至大成,二者之间是否有什么关联,值得深思。”龚湛清介绍道。

郑家沟1号积石冢玉斧
石峁遗址是否跟红山文化有关?郑家沟遗址的出现,恰恰提供了一座“桥梁”。目前,考古工作者们正带着这些疑问继续向西开展考古调查,并在山西大同发现了一些线索。“晋北再往西就是陕北地区,或许这两种文化之间还真有一些联系。”

郑家沟1号积石冢玉鸮
目前,郑家沟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仍在继续。“郑家沟遗址中多种多样的文明因素,也可在国内其他距今5000年前的遗址中见到。”龚湛清说,“或许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推测,在距今约5000年前的中华大地上,已普遍进入到了古国阶段,是一种酋邦林立、人群之间互有交流、交往的宏大场景。”

项目负责人张晓峥
而这些,或许正是牛河梁先民们迁徙的缘由之一。对此,龚湛清认为,郑家沟遗址的出现,带来了更多的研究材料:“以往,学者们多从自然环境的变化去推测迁徙的动因,但除此以外,是否还有其他因素,郑家沟遗址的出现,为这个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线索和新思路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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